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、京杭大运河、浙东大运河三部分组成。全长2700公里，纵贯我国富饶的华北平原与江南水乡，是我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，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。大运河南起余杭（今杭州），北到涿郡（今北京），途经今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北四省及天津、北京两市，贯通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，对我国南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，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促进作用。2002年，大运河被纳入了“南水北调”三线工程之一。2014年，大运河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，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我国东部平原上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，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，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、规模最大的运河。
大运河初为春秋吴国为攻打齐国而开凿，隋朝大幅度扩修并贯通至都城洛阳且连涿郡，元朝翻修时弃洛阳而取直至北京。隋唐时期，我国内河航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。大业元年（605），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。这时主要是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。黄河南岸的通济渠工程，是在洛阳附近引黄河的水，行向东南，进入汴水（今已湮塞），沟通黄、淮两大河流的水运。通济渠又叫御河，是黄河、汴水和淮河三条河流水路沟通的开始。隋朝的都城是长安，当时的主要漕运路线是：沿江南运河到京口（今镇江）渡长江，再顺山阳渎北上，进而转入通济渠，逆黄河、渭河向上，最后抵达长安。黄河以北开凿的永济渠，是利用沁水、淇水、卫河等河为水源，引水通航，在天津西北利用芦沟（永定河），直达涿郡（今北京）的运河。大业六年（610），南北大运河开凿完工，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，加强了京都和河北、江南地区的水上运输。当年，航行在运河里的船队，南来北往舳舻千里，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。不过，隋朝是一个短促的朝代，开河不久就灭亡了。元朝定都大都（今北京）后，要从江浙一带运粮到大都，但隋朝的大运河，在海河和淮河中间的一段，是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伸展的。为避免绕道洛阳缩短航程，元朝修建了济州、会通、通惠等河，明、清两代，又对大运河中的许多河段进行了改造。
大运河的主要功能，集航运、灌溉、防洪工程于一体，在农业文明中打入商业文明的楔子。运河的贯通，带动了运河沿线都城与城市商业的繁荣。汉唐定都长安，在关中开凿了连接长安与黄河的漕渠。隋炀帝定都洛阳，在营建洛阳的同时就着手修建大运河，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水运网，南通今杭州，北达今北京，西经黄河可达长安。此后，大运河就成为历代王朝南北交通的命脉。明清时期，运河也是催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直接因素。因河兴商，因河兴业，沿河的盐业、皮革业、烟草业、丝绸业、酱菜业等品类繁多的行业蓬勃兴起，吸引更多从业者离开土地，从事商品生产，参与物资交流。由此密切了国内市场的联系，更把经济交流推向国际。淮安、扬州、镇江、无锡、苏州、杭州、开封、沧州、临清、济宁、天津、北京等城市因水而兴，因水而衰，因运河断流或水源不足而废。
一、扬州
扬州古称广陵、江都、维扬等，是大运河上的核心城市，位于江苏省中部。春秋时期，今扬州市区西北部一带称邗。公元前486年，吴灭邗，筑邗城，开邗沟，连接长江、淮河。越灭吴，地属越；楚灭越，地归楚。公元前319年，楚在邗城旧址上建城，名广陵。汉代，今扬州称广陵、江都，长期是王侯的封地。吴王刘濞“即山铸钱、煮海为盐”，开盐河（通扬运河前身）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。
隋统一后，改吴州为扬州，始有扬州之名。隋炀帝时，大运河的开凿连接黄河、淮河、长江，扬州成为水运枢纽，不仅便利交通、灌溉，而且对促进黄河、淮河、长江三大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起到重要作用，奠定了唐代扬州空前繁荣的基础。
到了唐代，南北大运河的航运开始兴盛。扬州的农业、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，出现了大量的工场和手工作坊，并逐渐在距运河较近的扬州城南——沙洲之地形成了工商业聚居区。扬州不仅在江淮之间“富甲天下”，而且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，时有“扬一益二”之称（益州即今成都）。扬州是南北粮、草、盐、钱、铁的运输中心和海内外交通的重要港口，曾为都督府、大都督府、淮南道采访使和淮南节度使治所，领淮南、江北诸州。在以长安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中，扬州始终起着枢纽和骨干作用。作为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，扬州专设司舶使，经管对外贸易和友好往来。唐代扬州和大食（阿拉伯）交往频繁。侨居扬州的大食人数以千计。波斯、大食、婆罗门、昆仑、新罗、日本、高丽等国多有商人侨居扬州。
两宋时期，开封和杭州分别成为北宋与南宋首都，由于政治及军事上的重要地位，加上运河交通便利，使二者很快地成为庞大的商业城市，而扬州作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地位稍有下降，商业发展缓慢。元代，大运河扬州段经过整治，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走向，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漕运，扬州又迅速繁华起来。明时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。扬州的商业主要是两淮盐业的专卖和南北货物贸易。盐税收入几乎与粮赋相等。商业扩大到旧城以外。手工业作坊生产的漆器、玉器、铜器、竹木器具和刺绣品、化妆品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清代，康熙和乾隆多次“巡幸”，使扬州出现空前的繁华，城市人口超过50万，是18世纪末、19世纪初世界十大城市之一。当时的扬州，居交通要冲，富盐渔之利，盐税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关系极大。各地商人纷纷在扬州建起会馆，各有营业范围和地方特色。同时兴起的还有会票——信用汇兑。
19世纪中叶以后，由于运河山东段淤塞，漕粮改经海上运输，淮盐改由铁路转运，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，扬州的经济地位逐渐衰落。
二、杭州
杭州山水相依，湖水合璧，江、河、湖、海、溪五水共导，京杭大运河和钱塘江穿城而过。隋朝废郡为州，“杭州”之名第一次出现。大业六年（610），杨素凿通江南运河，从江苏镇江起，经苏州、嘉兴等地而达杭州，全长400余千米，自此，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。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，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。
由于运河的沟通，唐代杭州成为货物集散地，社会经济日趋繁荣，人口也逐渐增加，唐贞观年间（627—649）中，已有15万余人；到开元年间（713—741）发展到58万人，此时的杭州，已与广州、扬州并列，成为我国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。北宋时，杭州人口已达20余万户，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。经济繁荣，纺织、印刷、酿酒、造纸业都较发达，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，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。
到了南宋，杭州进入鼎盛时期。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，不仅超越前代，而且居世界前列。当时临安手工作坊林立，生产各种日用商品，尤其是丝织业的织造技艺精良，能生产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，在全国享有盛名。
元代因遭战乱，杭州城内的不少宫殿被毁，工商业曾一度衰落，西湖也渐被泥土淤塞。但由于在南宋时期打下了繁华基础，恢复较快。到至正年间（1341—1370），大运河全线开通，杭州水运可直达大都（北京），再度成为全国水运交通要津。
三、洛阳
洛阳古称雒阳、神都，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枢纽，位于河南省西部的伊洛盆地，南临伊阙，北倚邙山，东西分据虎牢、函谷两关，自古便有“八关都邑，八面环山，五水绕洛城”的说法。
公元604年，隋炀帝即位，改洛阳为东京，在汉魏旧城西18里重筑新城，并将全国数万家富商大贾迁到洛阳。隋炀帝在营建东京的同时，又从洛阳的西苑引涧水和洛水到黄河。不久，又修成纵贯南北、与黄河相交的大运河和永济渠。这样，从洛阳乘船，南可到达余杭（今浙江杭州），北可到达涿郡（今北京市西南），洛阳成为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，经济文化更加繁荣。洛阳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，商业盛极一时。船车贾贩，遍布四方；奇货异宝，满积京城；粮食、牛马交易最为兴盛。隋代，城内有居民区120坊和丰都、大同、通远等三个“市”。三市占地广阔，商业繁荣，最大的丰都市方圆8里，据说市内有120个行业、3000余家店铺，周围还有400余家商店。
唐中叶安史之乱，使洛阳遭到严重破坏，保存下来的建筑物不到十分之一，开始趋于衰落。五代时虽有后梁、后唐、后晋（约不到两年）建都于此，仍衰蔽未振。北宋时，洛阳一度有所恢复，成为北宋学术文化中心。但北宋灭亡以后，洛阳便一天天衰落下去。
四、开封
开封是水陆都会，素有“北方水城”之美誉，境内河流众多，金水河、五丈河（广济渠）、蔡河、汴河（宋代对大运河的称呼）等四条河流穿城而过，分别通往江南、山东和河南中部，航运十分便捷，各方物资源源不断集中到开封城里。特别是汴河更加显得重要，《宋史·河渠志》载汴河“横亘中国，首承大河，漕引江湖，利尽南海，半天下之财赋，并山泽之百货，悉由此路而进”。由此可知，北宋时期不仅江南，而且远至南海的物资都由此水路运到开封，所覆盖的范围已占宋代领土的一半左右。由于位居华北，是南来北往的陆路中心，陆上交通也很方便。
北宋开封人口众多，约百万以上。商业极其繁荣，有两万多户人家以经商为业，仅在政府登记的店肆就达6400多户，资产10万以上者比比皆是，最多可达百万。此外，还有许多集中的贸易市场。饮食服务行业尤为发达，各种各样的酒楼、饮食店、茶坊鳞次栉比。开封的手工业也极其繁荣，门类众多，军器、瓷器、织锦、印刷、酿酒和刺绣一向闻名，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。工人人数也为以前历代首都所不及，仅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工匠就达8万人以上。
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的重要交通枢纽，商业交通要道。北宋画家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是繁华开封的写照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开封人烟稠密，粮船云集，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，有在看相算命的，有在饭铺进餐的。还有“王家纸马店”，是扫墓卖祭品的，河里船只往来，首尾相接，或纤夫牵拉，或船夫摇橹，有的满载货物，逆流而上，有的靠岸停泊，正紧张地卸货。
开封在唐末称汴州，是五代梁、晋、汉、周的都城。北宋统一，仍建都于此。也称为汴京或者东京（另有西京洛阳，北京大名，南京商丘），这里离江南鱼米之乡比较近，大运河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。北宋定都汴京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汴京有一条汴河沟通南北。汴河是开封赖以建都的生命线，也是东南物资漕运东京的大动脉，不仅对京城有重要作用，而且还保证了北方边疆军事上的需要。不仅江淮、荆湖、两浙、福建，远至四川、两广的漕运物资，也都在真州（今江苏仪征）、扬州（今江苏扬州）、楚州（今江苏淮安）、泗州（今江苏盱眙北）改装纲船，经汴河运送京师。汴河里长年漕运的纲船达6000艘，每纲每年往返运输4次。由于汴河沿线往来舟船、客商络绎不绝，临河自然形成为数众多的交易场所，称为“河市”，最繁华的河市应属东京河段。北宋时，统治阶级每年通过大运河由江南运到开封的粮食，一般都在五六百万石左右，多时还曾达到800万石，超过了唐朝的漕运量。
五、济宁
济宁在历史上是“东鲁之大郡，水路之要冲”，在中国运河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由于山东运河在整个大运河中是关键部位，而济宁运河又是山东运河的关键，所以济宁被誉为运河之都。
济宁在古代有四大水系，济水是四大水系之一。济水在古代是一条很大的河流，发源于河南的济源，山东的济南、济宁、济阳皆因为济水而名。当时济水下游不断被淹，原来的济州是在巨野一带，因为当时济宁这片地方地势比较高，可以免除济水的威胁，所以就取名为济宁。
文献记载，东晋时期，济宁就开挖了一个汶河连接洸河的运河，叫汶洸运道，那时就开始通航。到隋朝，又开挖了府河，就是现在济宁城的府河。唐朝在济宁建了大闸口，直到元代挖大运河。大运河开挖以后，元明清三代都把治河的最高机构设在济宁，这充分说明济宁在运河之中占有重要地位，所以后来济宁称为运河之都。当时由运河的繁忙而使济宁大兴，济宁因为水而繁荣兴旺。
运河的畅通使得济宁每年都有数千艘大船经运河由南向北以达京师，担负着南粮北调的任务，济宁成为“南控江淮，北接京畿”、“处漕渠之中，襟带四方”的重镇。当时运河两岸货物堆积如山，南船北马、人烟拥簇，酒楼歌馆、笙歌喧嚷，有诗这样形容：“运河流水千古流，流到济宁古渡头，画里帆船江南来，船到码头货到州。”商业的繁荣加上运河从繁华的闹市区穿城而过，河中帆船繁忙，岸上车水马龙，颇有江南风光。
六、天津
天津东临渤海，北依燕山，海河、子牙新河、独流减河、永定新河、潮白新河和蓟运河等在城中蜿蜒而过，素有“河海要冲”之称。
汉末，河北是袁绍势力范围，曹操欲取河北，而粮草多屯淮河，为将这些粮食运至河北，必须打通由淮河至黄河，乃至整个河北的南北水道。建安时期，曹操开通白沟，把漳水、呼沱、泒水等连接入海，开挖平虏渠、泉州渠和新河，沟通南北水道，把整个河北水系相互沟通，曹操从淮河漕运粮草成功，击败袁绍等。曹操对河北诸水的沟通，为天津后来的诞生乃至成为水运枢纽奠定了基础。
天津始于隋朝修建京杭运河后，今金刚桥三岔河口（史称三会海口）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。在这里，一条运河通向北京叫北运河，一条运河通向南方叫南运河，另一条河通向渤海就是海河。这样，江南的漕米便可由江南河、邗沟北行，再由通济渠至坊头，又由坊头入永济渠北上，经今天津达于琢郡。正是由于位置的重要，使天津成为我国古代北方漕运的枢纽。
唐朝中叶以后，天津成为南方粮、绸北运的水陆码头。天津军粮城地处平虏渠南端和海河近旁，是唐代停泊海上与内河漕船和储存军粮的重地。唐代虽有军粮城出现，不过是临时屯集军粮，并未形成稳定的聚落和城市。杜甫的《后出塞》诗写道：“渔阳豪侠地，击鼓吹笙竽。云帆转辽海，粳稻来东吴。越罗与楚练，照耀舆台躯。”当时的渔阳郡就在今日天津城北及东北部一带。
唐代中期以后，我国经济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，为维持北方社会发展，要求漕运经常化，经由天津的水运活动便成为常态。金人迁都北京，在今河东大直沽一带设立“直沽寨”，以拱卫京师。当时，运往中都的漕粮大部分来自山东、河北两路。各地漕粮先入御河（今南运河），然后经直沽寨入潞水，达通州再入闸河进入中都——北京。直沽寨成为联络河北、山东沿河诸州和通往中都的枢纽。
元朝定都北京后，随着大运河的疏通，直沽成为京畿门户和水路交通枢纽，天津城的海津镇成为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。伴随着漕运的兴盛，商品流通，明清天津城逐渐发展起来，一度出现“市集诸番舶，百货倍往，商贾辐辏，百货骈阗”的繁华场面。《畿辅通志》载天津“地当九河津要，路通七省舟车……江淮赋税由此达，燕赵渔盐由此给，当河海之要冲，为畿辅之门户”。
天津的形成始于隋唐大运河的开通，随着漕运的发展，天津逐渐成为南北水运的枢纽，在民间素有“大运河载来的城市”一说。京杭大运河把长江、淮河、黄河和今天的海河串联了起来，天津就像这一条项链上悬挂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【作者：贾兵强，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、博士，本文系2022年度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“河南大运河史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2022XWH143）的研究成果 】
